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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一位!1949年,他们为新中国建立投出法定一票

日期:2019-10-31 21:44:09    阅读次数:4314    保护视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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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49年迎来了两个新年的问候。一个来自毛泽东,另一个来自蒋介石。这使得元旦成为告别旧的一天,并在日历上和更广泛的意义上欢迎新的一天。

在河北西柏坡村,毛泽东在致词中说:“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该加紧努力。”

他的第一句话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现在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这一点。”他发誓要向长江以南进军。

在长江以南,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发表了他的“新年贺词”,南京的皇族幽灵已经憔悴不堪。他已经决定离开军队,脱下军装,穿上长袍。他把各种问题都归罪于自己,说“只要共产党有和平的诚意,并能作出明确的指示,政府就会有诚意,愿意同它讨论停止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用伊索寓言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来鼓励中国人做出选择。他还宣布今年将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以组建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70年后,在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亲自投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中,只有一人还活着。他隐居在北京一个安静的社区。由于失明,他无法看到国家的最新面貌。

当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名叫田达夫的老人煞费苦心地回忆起过去。他的记忆不太完整。说到兴奋,他向前倾斜,把手伸向空中。当他用这双手行使投票权时,他只是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和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姬神等人在同一个地方。他深深记得,会议决定了“中国应该走哪条路”。

田达夫,第一届CPPCC会议代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张果/照片

许多事情,包括政权的建立,都是在这个大厅里决定的:国旗上是否需要黄河、斧头和镰刀;电影插曲《志愿者进行曲》能成为国歌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甚至,国号可以缩写为“中华民国”。

在毛泽东的开幕词中,“一切有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宜都将由我决定”。

然而,田达夫本人在决定性会议上的讲话结结巴巴——当时,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中国教育的台湾高山人,表达了“尽快解放台湾人民”的希望。这一愿望尚未实现。

事实上,台湾问题是1949年留给后代的少数未决问题之一。

1949年是许多问题得到解决的一年。“从现在起,中国人已经站了起来,”毛泽东在这一年里说了他最广为流传的名言。

与后世许多人的印象不同,这句话的来源不是10月1日的建国仪式,而是10天前CPPCC的开幕式。原文是:“代表们,先生们: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被写入人类历史,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现在起已经站了起来。”

只有田达夫是对此热烈鼓掌的代表。另一名代表谢邦定于2019年5月去世。在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回忆文章中,这位98岁的老人描述道:“这一幕仍然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当时的CPPCC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孙起孟注意到,坐在他旁边的几位高级代表一边哭泣一边“用力鼓掌”。

在那次会议上,选择国旗是田达夫最激动人心的方面之一。在众多选择中,他选择了五星红旗,“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版本”。

几天后,在建国仪式上,他站在天安门门的栏杆旁,含泪看着它第一次升起。

1949年,中国经历了上升和下降。

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在宣读新年贺词时,刚刚失去了“国民党的第一支笔”陈布雷。他的许多手稿都是陈写的,包括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句名言:“一寸山川,一寸血,十万年轻人,十万士兵。”

但是陈布雷拒绝看1949年。一天晚上,他吃了两瓶安眠药。在留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说他“作为学者毫无用处,对国家和公众都是消极的”。他的孩子们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1948年的最后一天,学者胡适和傅斯年在南京,在“滚滚长江东流”边喝酒、朗诵诗歌、哭泣。两天后,胡适抄了陶渊明的诗句,并在日记中吟诵道:“沿着长江种桑树需要三年时间。树枝开始繁茂,突然价值发生了变化……”

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在后世相当流行的句型:“把xx扛到底”。“xx”可以是“改革”、“价格战”、“低碳”甚至“爱情”。但是在1949年,毛泽东说“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今年3月,河北唐山陶瓷厂工人李向东表示,他们不再在茶壶上画金鱼、美女和兰花,而是画“把革命进行到底”和“打台湾”。

台湾是达夫的家乡,也是蒋介石即将撤离的中国最大岛屿。他已经为后方路线做好了安排,包括向岛上运送价值连城的材料:一吨黄金、几箱紫禁城珍宝和刻有甲骨文的龟壳。

今年除夕前的寒冷夜晚,一艘名为“太平”的巨轮与另一艘船相撞沉没。它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随之而来的是棉纺厂的机器、银行文件和近1000人的沉没。

这是处于1948年至1949年过渡时期的中国:一些沉入水中,一些浮出水面。

1948年终于过去了,这也宣告了一个政治体系和一段历史的终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他目睹了蒋介石“周围环境的持续崩溃”,想起了他的前任的话——日本刚刚入侵中国时,大使说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历史剧,而我们只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只能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观看。

“当时,我还在想,我是否只能作为美国代表成为观众。直到现在,这些观众已经被我取代,坐在一个豪华的包厢里,看着一场更悲惨的演出。”

但是当20岁的田达夫在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校园里读到毛泽东的新年致辞时,他想,“中国的解放不会太远。”

田达夫年轻时

时间比预期的要早。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从1946年6月起的五年内推翻国民党。

1949年元旦,内战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从长期劣势变为优势。决定性的“三大战役”是东北的辽沈战役和东部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将军杜余明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的“劝降”。

“你想想看!如果你认为它很好,那就去做吧。如果你想再战,那就再战,最终你会被解决的。”

淮海战役结束两周后,李姬神、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凯、张伯钧、郭沫若、茅盾等55名民主党领导人和独立人士联合发表了《我们对当前形势的意见》,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革命必须进行。”

仅仅两天后,在天津战役中获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罗世杰在信中说,“只要还有一年,整个国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大约在1949年,许多人在计算时间。南京政府代理主席李宗仁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仍然有可能在三年零五年的时间里与共产党对抗。”

田达夫的同辈,山东士兵穆梁明,就更急迫了。他在1948年3月的信中说:“让我们在家里好好休息。蒋介石今年灭亡了……”

不幸的是,他在胜利前夕——解放军渡江的决定性战役——去世了。

1949年4月25日早上6点30分,在南京的司徒雷登突然醒来,发现他的卧室里有几名士兵——解放军渡江了。

“其中一个人对我的仆人说,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他们很快就会把它拿回来。”他是这样记录的。

两天后,解放军指挥官邓小平和陈毅进入总统府。在蒋介石以前的办公室里,邓小平讲了一个笑话:蒋委员长多年来悬赏捉拿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

下台的蒋介石曾希望避免这种局面。1949年前三个月,国民党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来统治中国,方法是引水造势,建立“南北朝”。

南京政府也与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能与其他几个强国谈判。"我知道这没用,但我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试了试。"然而,其他国家礼貌地拒绝了,称这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

4月1日,张治中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北平进行会谈。在司徒雷登的印象中,这就像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会谈没有成功,对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张赵石等人开了个玩笑,他们都同意留在北平,最后都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国民党军官陈宝山多次反思自己的失败。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输到这种程度。在他看来,解放军的训练不如他们的好,供应也不好。“我能说的原因是军队的士气已经改变了。否则,它怎么会倒塌得这么厉害?”

据解放军指挥官高锐说,进攻济南时,方法是“边打边补”——建立据点,立即检查俘虏。俘虏们转身参加了围攻,换了国家军队的军帽,或者直接摘下了军帽徽章。

田达夫是个囚犯。17岁时,他加入了国家军队,从家乡台湾漂泊到大陆。他第一次去战场时,他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刺穿。他问该怎么办。排长说,“扔掉它!”

"还有200发子弹吗?"

“扔!”

“非常高兴,”他挥挥手,回忆起战场上的对话和第一次在战场上被俘虏的经历。

他仍然记得他在战场上度过的9天——“走向解放的9天”。

“我们很快就“解放”了。我们在早上10点被“解放”,中午被问及。你想回去还是留下?”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

回家后,部队会寄三美元。他想了很久,加入了解放军。

田达夫十几岁时的名字是“田夫大福”——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投降的那天,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陈毅曾形容海怀战役的胜利是被第一线的人用手推车“推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杨伯涛被俘后的经历部分证实了这一点。

在去后方的路上,他看到烟从村子里滚滚而来,声音嗡嗡作响,“共产党人和普通人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善良”,有些人围着一个锅做饭。他清楚地带领军队穿过同一个地方,看到门窗紧闭。

杨伯涛感慨道:“只有当我们国民党将领被俘时,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只有在国民党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被打败,人民的心和思想丧失的气氛下,共产党才取得了关键的军事胜利。”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

司徒雷登也承认,虽然他在国民党中有许多好朋友,但国民党此时“几乎拥有它在一开始推翻的腐朽政府的所有恶习”。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总统:“他们没有被外部打败,而是内部系统自行崩溃。”

国民党退台时,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只有9名去了台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国民政府考试的主席,他应蒋介石邀请与他一同飞往台湾。他的学生周恩来发了一条信息:“老同学不会让老总统搬走的。”“菲菲”是周恩来在学校的假名。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蒋介石分手时很失望,也不太小心。他用“咚”的一声把头撞在门框上。

在福州,一位92岁的老人也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并签署了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协议。他的名字叫萨振兵。他早年投身于晚清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北洋海军副司令员。

不久,萨振兵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参加政治谈判的662人名单上。

这个政治协商问题不是中国在内战期间第一次出现。

三年前,重庆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政党都参加了会议。但最后,国民党撕毁了决议,在没有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召开了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评论是:“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袁世凯在1914年和1915年对宪法和议会的操纵。”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并发出了另一个号召。与旧的不同,这次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向中国国民党香港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李姬神和中国民主同盟香港负责人沈钧儒发出邀请。他提议会议地点在1948年秋天的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1948年,它先后会见了从不同渠道秘密北上的民主党人。

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朱学范对东北的农村和企业进行了40天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李姬神,他在这里看到的人都兴高采烈,“还活着”。

沈钧儒等人乘坐苏联货船从香港抵达。他们在朝鲜的拉津港登陆,然后去了哈尔滨——他们必须避开国民党的封锁。

著名抗日战士冯玉祥的骨灰也于晚些时候抵达这里。在此之前,他曾与蒋介石决裂,并在访问美国期间被中华民国吊销了护照。当他离开美国回国参加CPPCC会议时,当时报纸的标题是:“冯玉祥从美国回来参加新CPPCC会议,并相信民主会占上风。”

今年9月1日,冯玉祥号上的苏联船“胜利号”在黑海起火,他遇难。两个月后,他的妻子李德全带着骨灰盒来到哈尔滨,并号召他的老部下“把枪转过来”。

今年的松花江呈现出冰冻后解冻的景象。沈钧儒写了一首诗,赞美“地球的大气层也随着人员的变化而变化,从此北雁不需要向南”。

中国的情况也是“冰雪融化”。随着当前形势的发展,这些人继续向南迁移。他们在哈尔滨熙熙攘攘的马迪尔酒店谈论政治谈判。辽沈战役结束后,他们又在沈阳交谈。郭沫若、马旭伦、徐光平等人在去赴约的途中,从鲁迅和徐光平的小儿子周海婴播放的广播中听到了沈阳解放的消息。

等到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宋庆龄发了一封邀请电报,说“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举行”。

两天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左毅决定造反并交出北平。

一天晚上,消息传来了。

下午六点钟,北平居民在广播中听到:“请在十分钟后收听重要的广播。”

五分钟后。"请在五分钟后听这个重要的广播。"

第三次:“请在一分钟内收听重要的广播。”

一分钟后,人们听说国民党驻军和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定》。

解放军于2月3日进入这座城市。当游行队伍经过前门射箭大楼时,它突然转身进入东郊民巷。人们惊喜交集。它曾经是外国使馆区,也是中国欺凌的象征。

十天之后,第一次访问北平的解放军军官宋运良给他的未婚妻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座城市引进了电车和汽车,它们“不仅仅是驮粮食的驴子”这一天最让他兴奋的是他去了董娇·向敏。

“我听说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这是一片“外国土地”,中国人不敢去。但今天的北平已经是一个人民的城市,东焦敏胡同的外国人不再那么霸道了。”他告诉他的爱人。

关于北平,田达夫能记得的是傅左毅的会议资格问题。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傅左毅想成为一名代表。许多人,特别是解放军的同志,想不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傅将军的部下刚刚在战场上互为死敌。有些人说,当他们看到这些国民党军队时,就会想起他们死去的同志。

田达夫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他的军队党组织讨论了傅左毅的资格问题。朱德领导人发表声明,平息了讨论。”朱老板说道,想不通也得想透。虽然他杀了许多共产主义者,但他也做出了贡献。你看,我们现在开会的北京很安静,他做出了贡献。”

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代表人物不能由我们代表,否则将召开党代表会议。

傅左毅向CPPCC会议报告时,他刚刚在绥远和平协议开始前两天签署,并返回北平。酒店没有足够的房间,所以陈毅把它给了他。

在所有代表中,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是最特别的。北平是孙中山去世的地方。她不想回到这里。邓鹰巢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去上海见她。周恩来的信“略微渴望陈先生北上”和“略微”被毛泽东改为“真诚”,这更为恭敬。毛泽东自己的信很干净,没有任何改动,这与他平时的风格大不相同。

邓鹰巢在上海等了两个多月。

宋庆龄到达北平时,毛泽东登上火车欢迎他。

为了等待这些人并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最初谈判的134人组成了一个预备会议(preparatory meeting),分为六个小组,从6月15日到9月20日运作了三个多月,比“三大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都长。

毛泽东在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人民将看到,一旦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国将用自己灿烂的火焰照耀大地,迅速清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和泥水,治愈战争创伤,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他说这话时,左手拿着演讲稿,右手不时挥动。说到“一旦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他举起手臂,做了一个向上的手势。说到中国“像太阳升起一样”,他的手臂举得更高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根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选出了662名官方代表和候补代表。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博物馆三级工作人员李红梅的一项研究,当时中国有近100个大大小小的政治组织,并非所有的组织都受到邀请。例如,“中国农民党”和“洪庆帮”等20多个政党不在其中。大约44%是共产党人,30%是民主党代表,26%是独立人士。

662人里,国民党名将杨杰的遭遇令人扼腕。他死在政协会议开幕两天前,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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